纪念|作家红柯浪漫骑手终西去

  2018年2月24日凌晨3时许,陕西作家红柯突发冠心病离世。就在前一天,红柯与儿子在西安大慈恩寺雁塔西苑的旧书市场上满载而归,收获了数十本喜爱的旧书。因为2013年突发过一次冠心病,他将妻子的警示放在心上,30岁的儿子提了大半的书,自己只提了一小部分。回到家,看到他又提重物,妻子不免担心,红柯安慰妻子说:给你也买了一本书。

  死神来临前的一切都没有征兆。2月23日下午,红柯从容地拿起一本新买的书,坐在平日打坐用的地垫上看起来,晚上十点多,他正常入睡。然而他的妻子却心情烦躁,彻夜难眠。2月24日,红柯的妻子蔡女士谈及此事悲痛难忍,她不断说:“太累了,他太累了,他活得太辛苦。”

  红柯是陕西文学界继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之后最引人瞩目的作家,1962年出生的他,被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颇为赞赏,而红柯也从未让评论界失望,从《西去的骑手》到《乌尔禾》、《生命树》、《喀拉布风暴》、《太阳深处的火焰》,他在勤奋、高产的同时,也保持着作品的优秀,在陕西,红柯是除了贾平凹之外,入围茅盾文学奖最多的作家,这样的作家,在全国也是屈指可数。《西去的骑手》、《乌尔禾》、《生命树》、《喀拉布风暴》四部长篇,都曾与茅盾文学奖擦肩而过,2005年《西去的骑手》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;2008年《乌尔禾》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终评;2011年,《生命树》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,第一轮投票就高居第七名,终评时依然在前十;2015年,《喀拉布风暴》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终评中也位列前十。

  十多年来,红柯一直居住在陕西师范大学的家属住宅中,偌大的家里最多的是书,客厅四个三门大书柜均已塞满,书柜旁边的地板上也堆满了书,书房里的书更多,只有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的容身之地。这些书大半是文学作品,还有大量的历史、地理、民族、艺术、哲学等类别。

  上大学时,为了买书,他吃咸菜,把省出来的钱买书,红柯在大学时就购书一千多册,1995年,从新疆回宝鸡时,他携带的书约五千册,还有几百盘各民族民间歌手歌带,那些歌带是他跑遍天山南北,找熟人去自治区出版社所购,每到一处,他便买走所有民间艺人的音像资料。迁居西安时,红柯家中藏书近万册,在西安十多年,又购书无数。从大学到新疆,再从新疆回宝鸡,从宝鸡到西安,大学而毕业到参加工作三十多年,红柯四次搬家主要是搬书,沿着秦岭到祁连山、天山,从关中到西域,又从西域到关中。一些珍贵的图书,伴随他数十年,在屡次搬迁途中,夹满黄沙。

  红柯的作品都是给新疆的赞歌,有评论家说,红柯是中国描写西域风景最好的作家,红柯回应:“风景在我作品中不是背景,是主体,万物与我同一。”他不是在写风景,乌尔禾的草和戈壁滩上的石头,都是生命。从24岁到34岁的十年青春,红柯都留给了天山,红柯曾说:“新疆的高工资让我成家立业,新疆的牛羊肉让我这个农家子弟的肠胃变得强悍无比,新疆各民族的神话史诗让我脱胎换骨。”移居西安后,他想在作品中把这座千年古都与西域打通,他尝试将天山与关中连接,生命的迁徙,让他一次次回望故乡、回望天山,在对比中寻找生命的味道。

  十年前,当红柯的名字在陕西作协的各种会议上屡屡被提起时,他依然是一个略显神秘的人物,媒体并不容易找到他,他经常不用手机,社交活动也极少,留给媒体的唯一一个八位数的电话,经常也是他的爱人接起。红柯曾说,“我在哪个地方都无法建立中国式的关系网,没有团队,没有可以利用的人脉关系资源。好听点我像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,难听点就是一个流浪汉,家人受累。”

  红柯的另一面,是一个热爱世俗生活的普通人。上午,红柯经常出现在家附近的菜市场,陪爱人去早市上买菜,下午,他在楼下的广场上快走,戴着耳机,和往常走路一样,目不斜视。他反抗分神,他想把生命之光聚于一处,他想一生只干一件事,他想变不可能为可能,他想简化生活,把复杂的问题变成简单的,美的。

  作家红柯,跨越了西域与关中,连通了浪漫与写实,超越了文坛复杂的人际关系,如一颗流星,将并不长的生命之光聚在挚爱的文学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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